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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吸寬鬆之毒成癮 世界經濟受害

通貨膨脹就如同毒品,適度有助於經濟增長,很誘人。一旦成癮,再想控制為時已晚。

  中國何以在經濟復蘇之勢未穩之際就開始加息?除了2009年銀行信貸失控因素外,另一個重要外部衝擊就是伯南克主導的美聯儲貨幣政策。有趣的是,伯南克在2005和2007年的文章中提出“全球儲蓄過剩假說”(global savings glut),指責來自中國等新興國家的資金才是美國房價泡沫和過低實際利率的罪魁禍首。現在,輪到中國指責伯南克先生了。

  美國雖背負金融危機肇事者罪名,但仍然是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和全球貨幣政策的風向標。面對美國接近10%的失業率,美聯儲不僅長期把基準利率保持在0~0.25%的歷史低位,更是再度推出量化寬鬆政策。由於伯南克在2010年初剛獲得奧巴馬提名而連任,出於投桃報李,伯南克看來決心以貨幣政策幫助回報奧巴馬總統。這對剛剛遭遇競選失利的奧巴馬而言非常重要。這也是不少國會議員質疑伯南克犧牲美聯儲獨立性的原因所在。

  美國目前的遭遇,緣於過度負債消費的回歸,也就是所謂的“去杠杆化”,這是為過去10年房地產和金融泡沫的狂歡所必須付出的代價。QE2雖然可能促使美元走軟,但美國的出口並不是以價格敏感型的初級產品為主,此舉意義不大。相反,由於美國製造業成本缺乏比較優勢,美國消費者將不得不繼續大量從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進口消費品。即使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度升值,美國消費者的需求也將轉移至印尼、越南等低成本國家,而不會回到美國國內。

  通貨膨脹未必就比失業危害更小。這就象毒品。適度的通脹有助於經濟增長,很誘人。但一旦通貨膨脹進入上升通道,再加以控制並非易事,發現自己上癮時往往為時已晚。上世紀80年代,美聯儲主席沃爾克不惜忍受兩位數的失業率才降伏了通脹。沃爾克上任時的1979年夏,美國通貨膨脹率高達14﹪,失業率高達6﹪。沃爾克果斷把反通貨膨脹定位為中心任務,開始緊縮貨幣政策。到1980年2月通貨膨脹率高達14.9﹪,失業率達10﹪。慶倖的是,沃爾克並未退縮,終於在1984年使通貨膨脹率降至4﹪,而經濟也在1983年底迎來了復蘇。

  作為資深經濟學家,伯南克為何會忘記沃爾沃所經歷的這段歷史?即使美聯儲內部,也存在不少對QE2的反對聲音。美聯儲堪薩斯分行行長霍甯格將QE2形容為“一場危險的賭博”、“與魔鬼做交易”。伯南克為何要與魔鬼做交易?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追溯到伯南克的思想根源。

  貨幣主義學派鼻祖 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在《美國貨幣史》中以令人信服的資料揭示:大蕭條是以一種悲劇性的方式印證了貨幣要素的重要性。美聯儲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加劇了大蕭條的程度。在當選美聯儲主席後,伯南克在給弗裡德曼的生日賀辭中說,“在大蕭條的問題上,你的看法是正確的,我們問心有愧,感謝你的指正,我們不會再次犯錯了。”2002年,在互聯網泡沫破滅後,時任美聯儲理事的伯南克宣導弗裡德曼提出的以“坐著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drop)的方式來發放貨幣、對抗通縮,一時間被稱為“直升機·本  Helicopter Ben”。

  伯南克思想的另一個特點是對資產泡沫的高容忍度,將不惜以製造一場新的泡沫的方法讓經濟走出衰退。1999年互聯網泡沫越吹越大之時,伯南克曾參加有關貨幣政策是否應考慮資產泡沫的大討論。伯南克認為,美聯儲只應盯住通貨膨脹,資產價格不應進入決策視野。但如果泡沫破裂,美聯儲應該趕緊降息,以緩解其對經濟的衝擊。並未發言的格林斯潘會後走過來對伯南克的觀點表示讚賞。顯然,格老從伯南克的發言中獲得了理論支持。格林斯潘長期把利率保持在歷史低位,被指責為是導致次貸危機的深層原因,尤其是在2003年減稅之後,仍未及時加息,是一大錯誤。繼任者伯南克也對有新“末日博士”魯比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耶魯大學席勒等學者關於房地產泡沫的警告充耳不聞。伯南克在被提名為美聯儲主席後曾說,“我上任後的工作重點,就是保持格林斯潘時代政策的連續性”。正因為這一點,伯南克被認為對次貸危機負有很大責任,一度成為其連任的巨大阻力。

  弗裡德曼曾經指出,大蕭條是政治家們的最後一次犯大錯,今後“每次出現經濟緊縮苗頭時,他們便會‘過度刺激’經濟,包括超額印製貨幣,其結果是導致新一輪的通貨膨脹。”這2次量化寬鬆政策不幸又被他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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